蜀漢為何沒能統一天下，反而最先滅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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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國中的蜀漢政權實力雖然是最弱的，但是一直以來卻備受關註與推崇。我小時候看《三國演義》，就特別特別希望蜀漢能終結亂世，成為笑到最後的人。
歷史上的蜀漢確實也是以復興漢室為己任的，為了能復興漢室，讓天下重歸一統，從劉備到諸葛亮再到姜維，如同接力棒式地一代接著一代，去實現這個理想。
劉備一生坎坷，屢敗屢戰，最後建立了蜀漢政權，卻也壯誌未酬，病死白帝城。他臨終前，托孤於諸葛亮。孔明先生為報劉備知遇之恩，繼承先帝遺誌，多次北伐，希望北定中原、攘除奸兇、興復漢室、還於舊都，卻次次無功而返，最後還病逝於五丈原軍中，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
此後，姜維繼承了諸葛亮的衣缽，扛起了北伐的大旗，多次北伐，卻也是勞而無功。在曹魏討伐蜀漢的時候，後主劉禪投降，蜀漢滅亡，姜維卻戰鬥到了最後一刻，他通過計謀「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」，最終失敗被殺。
整個蜀漢的歷史，可以說充滿了悲情色彩，讓人感慨萬分。這也讓我們特別想去探討這樣一個問題：蜀漢為什麽沒能統一天下，反而最先滅亡？
平時我們看到的一些書、文章，大多是從軍事、地理、戰略、國力等角度去解釋這個問題的。不過，在我最近看的中國石油大學文體學院的饒勝文老師在《大漢帝國在巴蜀：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沈墜》這本書里，卻從政治合法性的角度給出了一個答案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饒老師的核心觀點是：劉備一開始打出的「匡扶漢室」的旗號，是具備很強的政治合法性的，這一政治定位足以使他與曹操的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相抗衡。但是因為其在實際操作的時候，做出了一些不符合這個政治定位的事情，比如采用不光彩地手段搶占了同為漢室宗親的劉璋的益州、過早稱帝等，使他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質疑。
尤其是在夷陵之敗、劉備身死後，蜀漢政權面臨著極大的合法性危機。此時諸葛亮臨危受命，通過一系列辦法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伐，暫時恢復了蜀漢的政治合法性。可是因為當初劉備的失誤，使得諸葛亮北伐的難度系數升高，最後失敗。
而當諸葛亮去世之後，北伐逐漸被全盤否定，乃至產生了《仇國論》的論調，主導了蜀漢末年的輿論。它消解了蜀漢政權的合法性，瓦解了蜀漢臣民在外敵入侵時的抵抗心理，最後導致了蜀漢的迅速滅亡。
可以說，饒老師把政治合法性提高到了一個足以影響王朝命運的高度。那在我看來呢，這一點並非是高估了。即便是在現代政治學的研究中，也十分重視政治合法性對一個政權的影響。
政治合法性，用政治學的理論來解釋就是：政府基於被民眾認可的原則基礎上實施統治的正統性或正當性。簡單來說就是，政府實施統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視為是合理的和符合道義的。再通俗點來說就是，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如何向民眾解釋，為什麽這個國家必須要由你來治理？你憑什麽？而且你的解釋，還得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認可。
古今中外，幾乎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，都十分重視政治合法性這個問題，都必須要做出相應的解釋，不敢馬虎，否則就會威脅自己的統治。
很多人可能會覺得，政治合法性有那麽重要嗎？這玩意兒太虛了呀，身為統治者，只要軍隊在手不就行了嗎？誰不聽話，我就揍誰，看誰還敢反對我。這種想法和載灃一樣。清朝末年，張之洞苦口婆心地跟攝政王載灃說，要好好治理國家，否則會激起民變的，大清江山就不穩了。結果你猜載灃說啥？怕什麽，有兵在。
當時張之洞一口老血差點沒噴出來，當然有資料顯示說其實噴了出來，他聽到載灃這麽說後就說：我真沒想到聽到這種亡國之言啊。張之洞什麽意思呢？他表達的意思是，你治理國家不能只靠軍隊呀，你還得有合法性啊，要不然誰擁護你呀，你的位子還能坐得穩嗎？
其實很多政治家都像張之洞一樣意識到了一點，那就是：統治國家，暴力雖然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卻不能是唯一的條件，統治國家需要依賴於民眾的自願服從和社會其他階層的配合，否則統治成本會非常高，並且會時刻面臨被推翻的危險。因此，這就需要政權去經營自己的政治合法性，這點在蜀漢的歷史上可以說得到了很好的驗證。
中國古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最高來源是天命。先秦時期，隨著夏商周王朝的更替，形成了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政治理念——天命觀。這種理論既為一個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礎，同時也為推翻一個王朝提供了合法性依據。
因為它本身包含著兩個相互矛盾的方面，一是君權神授，通過上天的旨意來確定君主在人間的統治，為王朝的統治提供合法性基礎。所以，你看從秦始皇傳下來的傳國玉璽上面寫著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明清時期的聖旨開頭便是：奉天承運皇帝。
另一方面是革命合理，認為統治者的不當行為會導致天命的轉移，政權會轉移到有德者的手中，為王朝更替提供合法性依據。所謂「天命無常，惟有德者居之」。因此武王伐紂在孟子等一批儒家士大夫眼中看來，才不是犯上作亂、以臣弒君的行為，而是誅殺獨夫暴君的正義之舉。劉邦建立漢朝的合法性也是誅暴討逆，也就是推翻暴秦、討伐項羽。
因此，一個政權需要構建政權合法性、一個政治集團要有恰當的政治定位，才能走得長遠，統治才能穩固。三國時期的三大政治集團——曹魏、東吳、蜀漢，都有自己的政治定位，也都曾經去構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。
曹魏集團，在曹操的時候，它的政治合法性來源於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，借用漢朝這塊招牌，占據了輿論製高點和主動權，以中央的名義「奉辭伐罪」。到了曹丕的時候，他通過禪讓的手段，宣告天下：漢朝氣數已盡，天命已經轉移給魏國了。
東吳集團，在孫策時期，張纮、張昭將孫策開拓江東的行為，描繪成了繼承其父孫堅討伐逆賊董卓、匡扶漢室事業的繼續，孫策的行為如同春秋時期的齊桓公、晉文公一樣，尊王攘夷，從而賦予了其軍事行動、政權以合法性、正當性，而且還借此籠絡住了內部的淮泗集團。
到了孫權時期，周瑜和魯肅，認為漢室不可能復興，因此要成就新的帝業，一統天下，由孫氏家族取代漢室。後來繼之而起的呂蒙、陸遜，則把帝業改為了偏霸之業，目標只是要保據江東，不再追求一統天下了。
蜀漢集團的政治定位和合法性來源則是興復漢室，劉備認為曹操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，名為漢相、實為漢賊，曹丕取漢朝而代之，那是謀朝篡位。自己身為漢室宗親，理應承擔起恢復大漢天下的責任。
不過，在饒老師看來，劉備的政治定位一開始並不清晰，這源於在《隆中對》中，諸葛亮只是從軍事地理方面給劉備提供了統一天下的步驟和策略，卻缺少了明確的政治定位。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」，那興復的是誰的漢室呢？是以劉備為代表的漢室？還是以漢獻帝為代表的漢室呢？這一點在當時是模糊的。
由於最高政治目標的模糊，導致了政治路線的模糊，也使得劉備後續在實現《隆中對》里「跨有荊益」的階段性目標時，無法處理好與孫權的聯盟關系，給其政治事業帶來了消極影響。
劉備的政治定位什麽時候才比較清晰了呢？是他成為漢中王的時候。劉備通過稱漢中王，行大司馬事，將自己塑造成了劉邦和劉秀事業的繼承人。不過，劉備這麽做實際上也表達出了，他將要完成的是劉秀式的漢室復興，也就是復興一個由劉備本人而不是漢獻帝所代表的漢室。
劉備一直以來都打著匡扶漢室的旗號，但是在實際做的時候，卻做出了一些不符合這個政治定位的事情，從而嚴重損害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。
第一，取益州。奪取益州本來是既定策略，沒啥問題。但是劉備在取益州的時候，采用了不太光彩的方式，說白了就是沒把表面功夫做好。他本來是受益州牧劉璋的邀請入蜀的，前腳兩個人還見面喝酒、相談甚歡、哥倆好，後腳劉備就率軍攻占了益州，還把劉璋趕到了荊州。
劉備雖然取得了益州，但是卻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價，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占據了同為漢室宗親的劉璋的地盤，嚴重損害了他匡扶漢室的名聲，也由此埋下了益州本土士人懷疑他的合法性的基礎。
這一行為，甚至還影響到了他與孫權的聯盟關系，當初孫權曾經提議要和劉備共取益州，但是劉備以自己與劉璋同為漢室宗親，不能同室操戈為由拒絕了，孫權也接受了。結果，回頭劉備就獨自占領了益州，這讓孫權非常惱火，感覺到劉備不可信任。
尤其是自從雙方結盟以來，劉備從聯盟關系里得到的好處遠超江東從中得到的好處。赤壁之戰後，為了讓劉備抵抗曹操，孫權甚至都把自己占領的荊州南郡讓給了劉備，可是劉備在抗擊曹操上出力不多，反而是孫權與曹操經常交戰。
這讓孫權感到很不滿，於是逼迫劉備重新談判，平分荊州。後來，江東的政治定位發生了變化，覺得上遊安全非常重要，且之前的經歷，又讓孫權覺得劉備不可信後，於是派遣呂蒙襲取了整個荊州。
第二，劉備過早稱帝。在曹丕代漢之後，劉備宣稱漢獻帝已死，也馬上稱帝了。
按照饒老師的觀點，劉備不是不應該稱帝，而是早了。在曹丕通過禪讓取代漢朝，建立魏國後，劉備應該馬上出兵、竭盡全力討伐曹魏，最起碼應該大力聲討曹魏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宣明曹丕是篡漢；宣明曹丕為篡漢，才能宣明天命並未轉移，天下仍是漢室的天下。這樣，劉備作為漢室的繼承者，在益州稱帝才更具有合法性。
但是劉備沒這麽做，這削弱了他政權的合法性基礎。這一點從當時一些益州本土士人的看法中也能得到證明，益州一直都有一部分士人不認可劉備在益州的統治，除了劉備是以不光彩的手段取得了益州外，還有一個原因是曹氏篡漢，劉備應該去討賊，結果討賊不積極，自己卻急著稱帝了。在這些人看來，劉備所謂的興復漢室只是個幌子，實則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。
劉備在稱帝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也不是討伐曹魏，而是去攻打東吳去了。在丟失荊州、損失關羽後，蜀漢的實力大為削弱。劉備在稱帝之後，迫切需要有所行動，以示「恭行天罰」。他也迫切需要一場勝利，以振奮人心。我打不過曹魏，還打不過你東吳嗎？
有人覺得這時候，應該優先討伐篡漢的曹魏，才更符合蜀漢的政治定位。不過饒老師認為，從蜀漢的立場上看，東吳的行為也很惡劣，討伐東吳也許沒有討伐曹魏那麽具有道義力量，但也決不能說是不正當的。
這其中的問題在於是，劉備沒有在關羽死後，馬上討伐東吳，而是在稱帝之後才考慮征伐的事情。這樣，無論是伐魏還是伐吳，其正當性都已受到削弱，這容易給當時其他人留下這樣的印象：在劉備看來，自己稱帝比報仇、比討伐篡漢的曹賊、恢復漢室更加重要。
而且，漢獻帝只是禪讓退位，那被曹丕供養得好好的，劉備卻宣布他已死，自己稱帝。編一個這樣的傳聞，在巴蜀地區或許能行得通，但是在中原則只會讓人看到他自立為帝的私心，這會大大削弱他在中原的號召力。
當然，這其中也許劉備有著自己的考量，比如他需要盡快稱帝來凝聚人心、他需要保持跨有荊益的軍事地理結構，才能與曹魏抗衡等，或者是史書沒有記載的原因，導致劉備做出了這樣的選擇。也許我們穿越回去，也不會比他做得更好。
但是就目前史料所見，以及後來歷史的發展，也確實說明了劉備這樣做所帶來的後續危害，尤其是對蜀漢政治合法性的危害。這不是馬後炮，這種分析也不是為了去批判劉備，因為不存在完美的選擇，凡有選擇必有代價。而是為了通過政治合法性這個角度，去盡可能地呈現一個歷史人物的選擇所帶來的後果，無論它是好的，還是壞的，以便人們能更加深入地理解那個人、那件事、那個時代。
劉備討伐孫權的結果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夷陵之戰，大敗而歸，退到白帝城後一病不起，不久托孤於諸葛亮，病逝了。
夷陵之戰的慘敗與劉備去世，給剛成立不久的蜀漢政權帶來了一次巨大的合法性危機。
劉備當初在稱帝詔書中，是如何構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呢？他表示「漢有天下，歷數無疆」，因此，曹丕稱帝時稱漢的歷數已終，天命轉移給了曹魏，是錯的。他認為漢室仍然享有天命，他即將建立的這個政權就代表了漢室，天命在此。之前曾經有王莽篡漢，可是光武帝劉秀起兵討伐，使得漢室中興。
而曹魏呢，曹操將漢室玩弄於股掌之中，曹丕竟敢篡位。因此，劉備將繼承漢家二祖（漢高祖劉邦、漢世祖劉秀），恭行天罰，討曹滅賊，完成漢室的再次復興。
但是現在蜀漢遭遇如此慘敗，劉備本人也死了。那麽，天命是否真如劉備稱帝時所宣揚的那樣，並未轉移，而是繼續在劉氏身上呢？蜀漢還能否再次完成漢室的復興呢？這引發了很多人對蜀漢政權合法性的疑慮。
而那些一直就不認同劉備統治的一些益州本土士人，早在議論劉氏氣數已盡，並將那個時代廣為流傳的「代漢者當塗高」這一讖語解讀為曹氏代漢；益州內部也已經發生了一些人的反叛；在外部，認為自己受漢室禪讓、為天下正統的曹魏，正對蜀漢展開和平統一攻勢，希望蜀漢取消帝號，歸順稱藩。
可以說，當時如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，蜀漢的統治恐怕會土崩瓦解。
因此，在諸葛亮主政後，他采用了四個辦法來處理蜀漢的合法性危機，重建人們對恢復漢室事業的信心。
第一，改元建興。漢朝的第一個年號是建元，而恢復漢室天下、實現中興的漢光武帝的第一個年號是建武。因此，這次改元，第一個字也取「建」字，第二個字「興」是中興的意思，此舉在於向世人昭示要復興漢室的決心。
第二，面對曹魏強大，當時正在招降蜀漢的事實。諸葛亮寫了一篇文章《正議》作為回應，他以劉邦破項羽、劉秀破王莽、劉備破曹操作為例證，這三者均以少勝多、以弱勝強，以此來表明：王者之興，在德不在力，「據道討淫，不在眾寡」。
復興漢室的事業是「據正道而臨有罪」，是正義的，以此來堅定蜀漢臣民對復興漢室事業的信念，只有讓人們認為復興漢室的事業仍有希望，這個以「漢」為國號的政權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政治認同，才能維持住自己的政治合法性。
第三，恢復益州的州級建製。在劉備時期，益州的州級建製形同虛設，當時蜀漢只有益州一州之地，還有荊州的一部分，劉備可能覺得，屁大點個地盤兒，中央和地方就沒必要分那麽清楚了嘛，否則管理起來太費事兒了。
建興二年，諸葛亮以丞相身份兼領益州牧，其實就是要恢復這個建製。因為州級建製的空缺，容易給外人一種感覺：漢朝只在巴蜀一地，是個割據政權。
諸葛亮恢復益州的州級建製，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：益州只是大漢王朝的天下十三州之一，雖然現在我們只能統治益州這一州之地，但是這只是臨時的，早晚我們會一統天下的，我們不是割據偏安的政權，這對於提高蜀漢的政治合法性是具有象征意義的。
第四，北伐。關於北伐與蜀漢政權合法性之間的關系，論述的人就比較多了。諸葛亮屢次北伐，即使有人批評他窮兵黷武、勞民傷財，他依然這麽做。那是因為諸葛亮並不只是想通過北伐，來實現恢復漢室天下的理想。更重要的是通過北伐，來維護蜀漢政權的合法性。北伐不只是軍事行動，它承載了更多的政治意義。
饒老師在《大漢帝國在巴蜀》這本書里，有一個之前我沒看到過的研究結果，他認為劉備臨終托付諸葛亮的重點，不是強調復興漢室的目標必須完成，而是北伐討賊的事業必須開展。
劉備此時算是徹底想明白了，曹魏通過漢室禪讓手段而建立，並且占據了中原，實力強大。在這種現實情況下，蜀漢必須要明確曹氏是賊，曹丕代漢的行為是篡奪，才能昭示世人，這天下仍然是漢室的天下，劉氏仍然享有天命，蜀漢在巴蜀一隅之地的統治才是合法的。
盡管它的統治目前只限於一州之地，但這只是臨時狀態，要改變這種臨時狀態就是要「恭行天罰」，北伐討賊，光復大漢的天下。只有通過北伐，才能鞏固蜀漢政權的合法性，才能讓蜀漢延續下去。如果只想保住現有的基業的話，那麽現有的這點基業也保不住。
諸葛亮在《後出師表》里開頭說：先帝深慮漢、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。因為天命具有唯一性，天無二日、民無二主，所以歷代王朝都要追求大一統，不追求大一統，它就沒有統治合法性。因此，在漢朝其他地方被他人占據的情況下，蜀漢必須要通過北伐、討伐賊寇來證明，自己不是偏安割據政權，而是要實現大一統的，這樣才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性。
不過，縱使諸葛亮做了這麽多工作，解決了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危機，讓蜀漢得以暫時穩定下來。但是由於當初劉備的失策，導致荊州已經被東吳所占據。之前諸葛亮在《隆中對》中設想的跨有荊益、兩路出擊的軍事態勢，無法實現，他被迫只能通過益州一線來出兵北伐。
由此地北伐，不僅遠離中原，而且地勢險峻、交通不便，運糧、運兵都存在很大的困難。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，這種難不只是對外面的人難，對蜀地的人也是難。換句話說，別人確實不好進來，但是你自己也不方便出去。這導致諸葛亮北伐屢屢失利，無法與曹魏長時間持續對抗，統一天下已不可能了。時也命也，非人力所能挽救。
在諸葛亮去世之後，蜀漢先後主政的蔣琬、費祎，他們在政治上繼承諸葛亮的遺誌，繼續高舉復興漢室的旗幟，但是在軍事上，實行總體收縮政策，加強四境的防禦，只是以有限的軍事行動作為北伐的象征，比如讓姜維以少量兵力偶爾攻打下曹魏。
蔣琬、費祎不是不知道北伐的重要性，否則他們也不會做出上述的決策了。但是因為蜀漢本身就實力弱小，又連年北伐，已經快撐不住了，他們覺得即使大規模北伐也不可能消滅曹魏，諸葛亮都辦不到的事情，更不要說他們了。
在費祎死後，姜維掌握了蜀漢兵權，開始不斷大舉北伐。然而一些武將卻紛紛對此表示反對，他們的理由是蜀漢力量弱小，不應該窮兵黷武。不僅武將反對，文臣也是如此。當時的一位官員、蜀地大儒譙周寫了一篇文章《仇國論》，其中心思想是：要審時度勢，蜀漢力量弱小，立國已長，承平日久，百姓安於現狀，如果頻頻用兵，窮兵黷武，百姓生活困苦，士兵也不滿意。最後會出現民變，導致蜀漢土崩瓦解。因此，要體恤百姓、反對北伐。
在饒老師看來，譙周的《仇國論》主導了蜀漢末年的輿論。它從理論上否定了自諸葛亮以來蜀漢關於北伐的整套論述。譙周視蜀漢與曹魏如同因余與肇建，兩國「並爭於世」，裂解了「漢賊不兩立」的天下前提，也就消解了蜀漢帝業與漢室天下之間的邏輯聯結；消解了北伐討賊的政治意義，也就消解了蜀漢政權的天命依據。概言之。譙周此論消解了蜀漢政權的合法性。
譙周的這番言論，也不是空穴來風，一直有著輿論基礎。在蜀漢內部，在益州士人之間，一直存在著不認可劉備父子統治的潛流，他們認為劉備以不光彩手段奪取益州，且把稱帝看得比討賊更重要，因此，並不具備合法性。之前諸葛亮在的時候，還能壓得住他們，但是隨著承平日久，蜀漢客籍集團中的能人一個個去世，這股潛流就會浮出水面。
而且隨著時勢變遷，姜維北伐本身的意義也在迷失。諸葛亮把曹魏定位為篡奪漢室江山的賊，北伐曹魏，乃是討漢室之賊，這樣北伐才具有支撐蜀漢政權合法性的意義。可是到了姜維北伐的時候，曹魏的政治主題已經變為了司馬氏開始篡奪曹魏江山了，曹氏簒漢那都快成了上代的事情了，曹氏這個賊都快沒了。那這時候討賊，討的是哪個賊呢？
蜀人到底為何而戰？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，故而，譙周將姜維北伐說成是窮兵黷武，也就越來越容易贏得廣泛的共識。
可以說，到了蜀漢後期，主流輿論已不再認可北伐的價值，而是希望停止北伐、偏安一隅，復興漢室的信念漸漸弱化，政治認同也就逐漸疏離，內部矛盾叢生。此時蜀漢的政治合法性逐漸流失，一個失去政治合法性的政權，恐怕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。
後來在曹魏討伐蜀漢的時候，譙周力勸後主劉禪投降，認為天命、人心已去，朝內的大臣、民間的百姓，很多也已經沒有了抵抗意誌，民心士氣均已瓦解。最終，劉禪投降，蜀漢滅亡。
我們以往談論到天命、政治合法性，很多人總是會覺得很虛，覺得一切成敗興亡背後，起決定作用的是實力，不是靠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。但是無數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，恰恰是這些看似虛的東西會對實的東西，產生巨大的影響。
饒老師以政治合法性、政治定位對蜀漢政權興亡的影響，也證明了這一點。如同他所說的：技術性的力量不如製度性的力量，製度性的力量不如價值性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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