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蜀漢身上學到什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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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夏五千年文明，朝代更叠不斷。在改朝換代之際，評價各個政權爭奪者的標準往往是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的叢林準則。然而，在那最黑暗、最動蕩的三國時期，蜀漢——這個失敗的政權，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名氣，可一點都不比實際勝出者曹魏弱。因為蜀漢的存在，超越了傳統的軍閥割據，蘊含了中國人的氣節和精神核心。
蜀漢從統治者到臣民，無不是堅定而樂觀的理想主義者。從桃園結義的「上報國家，下安黎庶」，到末路將軍姜維的「我計不成，乃天命也」，面對天下大亂，群雄逐鹿，漢室傾頹已成定局，蜀漢依然堅定地以「復興漢室」「克復中原」「報先帝大恩」為奮鬥目標而轉戰四方，哪怕他們中的一些人，像姜維一樣，連「先帝」和皇帝都不曾見過，卻仍死心塌地踐行「重振漢室」的夢想。這是什麽？這是一種理想主義，是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」的大無畏精神。這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蜀漢名臣、千古一相——諸葛亮。
作為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，他身為隱士，在南陽躬耕，但「每常自比於管仲、樂毅」，說明他並不是決心歸隱，只是不願為當權者——曹操，那個曾經差點殺死他的人（曹操屠城）而服務。他渴望一個有仁心的君主，可當劉備前來，他卻婉拒了兩次。我想，並不是因為他「出門訪友」而不見，而是得知劉備「安民興漢」的願望後，他自知難以實現。畢竟，他神機妙算，孰強孰弱，孰敗孰勝，一觀便知。但劉備的三顧造訪，打動了他。這世上，怎會有親自去招聘的老板？他答應了。他從一個務實到有些悲觀的隱士，蛻變為一位理性而不乏理想的軍師。他按照自己「隆中對」「三分天下」的決策，一步一步的實行。他雖深諳「知天易，逆天難」，可這一次，整個蜀漢都願意為天、為命運、為漢家而拼一把，他又何嘗不想呢？夷陵之戰，劉備病逝，蜀國每況愈下，復興漢室已成空想，諸葛亮也深明此點。在歷史上真正的「罵王朗」那段中，諸葛亮及其軍士被王朗的宿命論駁得「默然無言」。盡管如此，諸葛亮仍然選擇了北伐——一場看不到勝利的戰爭。他是在為蜀國續命，因為理想和戰鬥是蜀國的精神內涵，拋卻理想、放棄戰鬥只會讓蜀國淪為劉表之徒。蜀國末期的窮兵黷武，包括孔明的六出祁山、姜維的九伐中原，都以悲劇性的失敗而告終，但他們那種「明知不敵，也要亮出自己的寶劍」的鬥爭精神，以及「明知前路未蔔，也要放手一搏」的大無畏精神，是我們當代中國人應當深切領會的。
理想主義成就了蜀漢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它也促進了蜀漢的滅亡。
蜀國的核心，無需多言，自然是劉關張三兄弟。草根出身，沒有家世，但彼此情同手足，心在一條線上，像極了如今的創業合夥人。我們不妨把蜀國看作一個公司，從三個人的白手起家，到中國「前三強」。憑借關羽、張飛、趙雲的武力，糜竺、孫乾的財力和諸葛亮、龐統（中途死於落鳳坡）、徐庶（被曹操忽悠走了）的智力，公司前期發展迅速，奪得了廣泛的市場和資金。但是，這個公司里真正能有話語權的，仍然是劉關張，他們的兄弟利益高於了公司利益，這導致在決策時易失去大局觀念，激情執政。比如夷陵之戰發動前，劉備幾次欲為關羽報仇，都被諸葛亮勸下，可在張飛的質問下，還是不顧大局地向盟友開了火，致使蜀國元氣大傷，從此一蹶不振。蜀國在管理上的混亂不僅體現在「兄弟情」上，更表現為權責不分：能者包攬全局，不能者空享其成。
蜀國確實有大將——五虎上將，他們武力高強，名震華夏，每次出征幾乎都是帶著勝利歸來。但也只有這五位了，沒有下五位了，因此每死一個，對蜀國來說都是極大的削弱。蜀國打過的仗也有上百次了，但幾乎都由五虎上將包攬，這對於後期將才的培養，是極為不利的，因為他們缺乏實戰經驗，只能做名將的副手，這也直接導致了蜀國後期軍事上後繼無人的局面；反觀曹魏，名將也有，但曹操並不總是依賴他們，給小將以成長空間，這使得曹魏前期有五子良將，後期也有郝昭、王雙這樣的猛將不斷給孔明製造麻煩。
蜀國也確實有奇才——臥龍、鳳雛和姜維，他們才智超群，運籌帷幄，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預測得絲毫不差。但也僅此三人，再無別人。龐統去世後，孔明獨攬全局，擔子更重了。所話說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。孔明計雖百算，也難敵對面曹家程昱、荀攸、荀彧、劉曄以及他的終極對手司馬懿的輪番夾攻。針對這種現象，蜀國內部也不是完全贊同，丞相主簿楊颙曾告誡諸葛亮不要越俎代庖，「為知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」，應當確立合理的製度和責任分工，讓每個員工都有活幹，都能在盡責中得到鍛煉。但，為時已晚，整個蜀國已經習慣了諸葛亮的包辦，除姜維外也沒有能勝任的人才，而且蜀國的國力也已經無法招募和培養人才。整個蜀國的後期，一共就只有姜維和夏侯霸兩個新人入夥。缺乏新鮮血液在蜀國各個方面已然成為了常態，諸葛亮盡管意識到，也回天乏術而無力改變了。由此可見，缺乏對人才的培養以及權責不分，才是蜀國公司破產的根本原因。
但從另一方面說，蜀國公司也有它獨特的成功之處，在於其能審時度勢，註重輿論造勢，主張「愛民」，意圖靠「人和」製勝。這里的「愛民」，並非純粹出於仁義，而是人民本身就是財富。中國古代稅收的主要來源便是農業稅，而農業稅的納稅主體便是廣大勞動人民；三國混戰不斷，擁有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才會使公司具備開拓「市場」的能力，而軍隊的主體也來自廣大勞動人民。因此，得到眾多百姓擁護的蜀國公司，在沒有決策失誤、沒有外界威脅的情況下，是可以維持相當長時間的。比如在公司前期，一塊根據地都沒有，劉關張三人滿中原亂跑，但由於人民擁護，在哪里都能紮下腳跟，獲得喘息機會，並最終壯大；反觀曹操，「所到之處，雞犬不聞」，他屠城的惡名使得難以在新開拓的土地立足，只能依靠更強大的武力製勝，而這往往會一敗塗地，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戰，就是強攻而不勝的例子。到了近代，也是如此，抓住了人民，也就掌握了主體稅收，因而從經濟上，收不上稅的國民黨和收得上稅的共產黨，孰勝孰敗，一觀便知。可見，人民不僅能提供道義上的支持，更是一種經濟和軍事力量。
蜀國雖然早已作古，他們復興漢室的理想也未能實現。但從他們身上，我們不僅看到了歷史興衰的因果，更有一股理想主義的英雄氣，在馳騁、縱橫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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